《夜生活》备案立项
在最新一期的国家电影局立项中,出现了一部名为《夜生活》的电影。从立项公司来看,这部《夜生活》与此前传说中的陈可辛新项目《长沙夜生活》密切相关。
“陈可辛可能更多元一些,毕竟他更擅长都市题材。”一位了解《夜生活》的行业从业者透露,剧组正在为这部电影四处勘景,“所以他拍长沙夜生活,或者也是把自己擅长的都市化和主旋律做个混搭。”
《夺冠》后陈可辛的导演新片是《夜生活》?
随着电影行业和市场的发展,观众们对于香港导演们拍的内地题材影片早已习惯。在过去几年中,动辄票房突破二三十亿的香港导演们,如今也进入了一个票房增长放缓的周期。票房纪录的刷新,也变成了由内地本土导演们来完成。
我们不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:在这样一个日趋成熟的市场里,我们还需要香港导演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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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2020年的票房排行榜来看,年度票房前十的影片中,共有3部由香港导演执导,其中票房最高的《夺冠》位列第5,报收8.36亿。《拆弹专家2》则因在年尾上映,票房被分至2020年和2021年计算。而《紧急救援》《一点就到家》《急先锋》等影片未能进入年度前10的位置。
《夺冠》《拆弹专家2》《除暴》由香港导演执导
从这一数据来看,似乎证明了香港制作不再是票房的唯一保证。2021年的票房成绩更加佐证了这一点——目前的年度票房前10中,仅有《中国医生》的导演刘伟强来自香港。
“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电影的故事模式都来自香港电影。”编剧哆哆说,“某种意义上,你可以说内地的商业电影是对黄金时代香港电影的直接继承和发扬。”
在哆哆看来,比如“双雄”模式,至今仍然是行之有效的编剧结构,好用,而且观众喜欢,甚至是《山河令》也可以视作双雄模式的变体。
去年上映的《除暴》就是典型的用双雄模式解构内地刑侦题材的范例。而另一部魔幻影片《赤狐书生》也有双雄的影子。
《赤狐书生》沿袭港片“双雄”模式
《赤狐书生》的制片人江志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就提到,李现和陈立农的角色关系,完全可以视作对双雄模式的继承:“一个公路的年轻人成长故事。当你看完以后觉得这个,我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,都是一路走来。”
但是他也提到了香港电影的模式并不能完全移植到内地:“有些电影不能去香港拍,也不能让香港导演拍。港片有另外一种东西(指气质)。但是以后大家会看到一个更加符合内地市场的东西。《奇门遁甲》有港片的味道,但是在内地拍就完全不一样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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慢慢的,市场上也出现了分化:香港导演、香港制作的《拆弹专家2》票房达到了13亿,同样模式的《怒火·重案》预测总票房也有望突破10亿;另一方面,香港导演执导,内地制作的《除暴》,总票房落点则在5亿。
这似乎也印证了江志强的观察:内地观众喜欢香港电影,但香港导演在内地进行创作的时候,需要遵循的则是另一套叙事体系了。
所以被内地影业“借来”拍电影的香港导演们,从为内地拍港式电影,也转型成为了用香港的工业流程,推动内地电影产业的发展。
“现在看来,我们还在用香港导演的一大原因,就是成本可以降低,减少一定的投资。”余非工作于一家和多位香港导演有着合作关系的电影公司,这些年,他也看到了内地与香港导演合作的变化:虽然很多香港导演北上,但能够挖掘的年轻香港导演少之又少。
香港导演刘浩良来内地拍摄《除暴》
余非表示,即便是大牌的香港导演,在成本控制上也做得非常优秀:“从经验上讲,香港团队专业度高,同样的钱花在内地团队上恐怕效果就会差一些。不得不说香港团队活儿做得多,执行力强,要价也不高。”
比如说去年的《一点就到家》,陈可辛监制,许宏宇执导,拍摄周期仅有32天,很多场戏是一边创作一边拍。这也印证了余非对香港团队的评价。而《中国医生》2020年10月1日开机,同年12月杀青,信息量如此之巨的题材,也被刘伟强用相当快的速度,保质保量地完成。
《中国医生》导演刘伟强
“陈可辛、林超贤、刘伟强,这几位导演就是把香港动作电影,那些类型片的娴熟和技巧,包括工业体系里那么多年传帮带的人,带到国内电影环境里。”在谈到当下香港导演们对内地市场的增益时,一位资深电影人这样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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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早几年王晶把香港的贺岁片、赌场片引入了内地电影市场,但是他的这些创作思路最近几年也不太行了。现在我们看到林超贤经过《湄公河行动》《红海行动》的历练,担起了拍摄大体量的新主流电影。”在上述这位电影人的眼中,一代代香港导演为内地电影类型的多样性带来了很多新的可能。
在他看来,第一梯队的电影项目,少不了这群导演:“主旋律影片里这么多都是战争大片,香港导演毕竟是工业体系里训练出来的,也更熟悉好莱坞类型片的拍法。同时香港的技术团队,尤其是动作、特技,很早就进入了内地电影市场。我们内地很多学徒也都是向他们学习。这个影响是不可能被忽视的。”
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断:即便在普通观众看来,如今的香港导演们和内地新一代导演在创作上别无二致,但行业内部,香港导演在推动发展上仍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国产大制作战争片《长津湖》导演徐克(中)和林超贤(右)都来自香港
“其实现在在中国电影这个大概念下,我们何必拘泥于香港导演呢?”在余非看来,现在能否被市场接受,要看导演各自的能力、想法以及际遇。即便是在香港导演逐渐将票房前三甲位置让渡给内地导演的近两年,整个行业仍然是在他们打下的基础之上。
“所以你看,当大题材需要导演的时候,’品控’可控的香港导演们仍然是第一人选。”余非总结。“其实可以说,内地新导演成批涌现,少不了香港导演和其团队打下的扎实基础。只有工业化完备了,才能有一个良好的推新人的环境。”
《中国医生》之后,《长津湖》已然箭在弦上,蓄势待发。陈凯歌、徐克、林超贤三位导演携手打造了这样一部史诗战争巨制,这也是香港班底与内地团队的又一次融合。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和中国电影工业化进程的加快,行业和市场都在期待着《长津湖》会刷新哪些纪录。
这也是当下我们仍然在讨论香港导演的意义。当行业希望面向市场推出包含主流价值观的商业作品时,香港导演们还会是第一人选。他们是创作者,也是这一仍然在奔涌向前的产业中最坚实的基础。谈论中国电影工业化,离不开香港导演和其背后团队的贡献,而这也是他们带给内地电影的最大增益之一。